雁归故园处，笃行报春晖

宋 轩

时序轮转，弦歌不辍，吉林大学八十周年校庆的脚步愈发临近，跨越八十载的坚守与荣光，让每一位吉大人心中都涌动着别样的情愫。恰在此时，收到张希校长为《闻雁集》撰文的邀约。校长在邀请信中写道：“你是吉大子弟，生于斯长于斯。我想对学校的感情是自童年就开始养成的。从吉林大学本科，到北京大学博士，再到东京大学副教授，从南方科大再到吉林大学工作，想必情感因素会大于利益考量……”。看到这短短几段话，不禁泪目，“生于斯长于斯”，这简单六字，道尽了我与吉大最深沉的牵挂，那些藏在时光里的碎片瞬间涌上心头，那些陪伴我成长的校园里的人和事让我感慨万千。“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那些跨越山海的求学路、辗转求索的科研途，终抵不过故园的召唤，恰如北雁南飞，岁岁归巢。谨以此文，分享感悟，也为这份跨越山海终归故园的牵绊，为母校八十载薪火相传的荣光，留下一段属于吉大人的赤子絮语。愿以笔墨为媒，细数那些藏在校园草木、师长教诲中的成长力量，不负这片浸润我半生的情怀沃土。

一、吉大的童年时光和我的外公

图1 1955年8月，外公刘鸣君（左4）在西北野战军和他战友的合影

1983年1月，我生于吉林长春，自此便与吉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母亲在吉大前卫北区（原吉林大学所在地）工作，我父亲在吉大南湖校区（原长春邮电学院所在地）教书育人，我的外公在吉大南岭校区任职（原吉林工业大学所在地）。我的童年便在这三个校区间穿梭流转，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成长的印记。幼时母亲常赴北京借调，父亲亦时常为项目通宵达旦，外公外婆便担起了照料我的担子。我的外公刘鸣君，是位历经战火洗礼的共和国军人、深耕校园的老吉大人，他成为了我童年坚实的依靠，他的一言一行如春雨润物，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印记。

图2 1969年，外公刘鸣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团工作

外公1930年生人，一生自带山河壮阔的底色。他1948年10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他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彭德怀元帅的警卫排排长；1951年转战西北参与青藏剿匪（图1），1962年赴中印边境参与反击战，后来又曾担任过贺龙元帅和李贞将军的警卫排排长，并在1969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团团政委（图2）。1976年，外公退伍转业，选择扎根吉大（原吉林工业大学），先后担任人事处负责人、汽车工程学院第一任党委书记，将余生热忱尽数倾注于这片育人沃土。

图3 外公刘鸣君获得的荣誉勋章和五好荣誉证书

外公不但一生戎马，战功无数（图3），而且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和文章。他对知识文化的重视深入骨髓。外公非常重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上小学后，我被选拔参加了华罗庚数学班和奥林匹克数学班，外公每个周末都会坚持接送我上下学。在南岭校区的林荫道上，他偶尔会和我讲起黑山阻击战的往事。1948年深秋，外公所在的连队八十余名战士，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只剩六人幸存。“上了战场，就没想过活着回去，只想着守住阵地。”他说，战斗结束后，看着遍野的战友遗体，才明白活着不是侥幸，而是背负着无数人的心愿前行。“那些弟兄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我得替他们好好守护建设这个国家。”外公一生淡泊生死、不慕功名，他的这些话也如一颗种子，在我童年的心底扎根，让我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人的舍生取义。

图4 外公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天安门观礼券和1970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券

1969年的国庆是外公一生最珍贵的记忆。那年，他作为“全军模范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图4），还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谈及当时的场景，外公眼中总会泛起泪光：“周总理走出时，目光扫过人群，一眼就认出了我，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问我近来可好。”那一刻，这位历经无数炮火的硬汉，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作为跟随彭德怀元帅赴朝的第一批志愿军，外公对“落后就要挨打”有着最痛彻的体悟。他多次和我讲过：“美军有先进的坦克、飞机和充足的补给，我们靠的是双脚奔袭、步枪冲锋，靠的是一腔保家卫国的热血。”那场战争，无数战友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用生命堆砌出共和国的安宁，这份伤痛让外公毕生难忘。与他同期参军的战友多数选择留在了军队，其中大多数也早已身居将军之位，而外公却毅然选择了校园，退伍转业，荣归故里。他常说：“战场上，我们守护的是国土；校园里，我们守护的是祖国的未来。这些科学家和学生才是国之重器，他们是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外公对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崇敬，早已融入血脉。在吉大工作的岁月里，外公始终践行着“守护未来”的承诺。1978年，外公在学校人事处担任负责人期间，恰逢全国为受委屈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平反纠错并落实政策的关键阶段，无数教师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外婆告诉我，当时有几位老教授的平反材料残缺不全，外公便顶着长春的凛冽寒风，一遍遍往返于档案馆与老教师家中，哪怕只是一句模糊的证言、一份遗失的佐证，都要费尽心力核实。外公曾说过，“这些先生是国家的栋梁，我多跑几趟路，帮他们卸下包袱”。后来，几位老教授携家人登门致谢，握着外公的手泣不成声…我想这便是“守护”的深意——既是对知识的敬畏，更是对良知的坚守。

图5 1983年7月，全国第四届汽车年会校友合影

图6 1983年11月，机械工业部汽车车身设计短训班合影

图7 1984年7月，80届汽车工程系毕业生合影

图8 1986年，吉大汽车工程学院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

（后排：左1吕玉山、左5刘鸣君、左6副院长张文忠；

前排：左2徐向波、左3王树全、左4刘珊、左5程晓英、左6董阳）

1982年，为服务国家汽车工业重大需求，外公开始担任汽车工程系总支书记，并开始筹建成立汽车工程学院（图5、图6、图7），他始终把师生放在心上，无论是保障科研条件，还是解决教职工困难，都亲力亲为。1986年，吉林工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正式成立，外公也成为了汽车工程学院的第一任党委书记（图8）。

1987年，外公离休，卸下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他也有了更多时间陪伴照料我。外公依然发挥余热，主动担任起了学校的义务辅导员，我的童年便多了许多往返于学生宿舍的时光。有学生因学业压力低落，他就坐在宿舍床边，讲自己的战斗经历和人生感悟，鼓励他们振作；记得有个冬天的夜晚，一位学生发烧卧床，外公得知后，冒着大雪去药店买药。外公常说：“这些孩子远离家乡来求学，我多关心一点，他们就能少受点委屈。学校是他们的第二个家。”那些穿梭在宿舍区的身影、那些温暖的叮嘱，让我自幼便感受到吉大校园里的温情。

2000年后，外公有了较为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状，记忆力日渐衰退，眼前发生的很多事，转头就会忘记，有时甚至会记不清身边人的名字，可那些刻在他生命里的岁月，却从未褪色。他常常坐在沙发上，眼神悠远，一遍遍和我讲述从军时的点点滴滴，讲黑山阻击战的硝烟，讲抗美援朝的热血，讲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荣光；也总念叨着吉大的校园，念叨着那些老先生和学生，念叨着人事处里为老教授平反的日夜，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如初，仿佛那些岁月就发生在昨天。

2014年12月，外公与世长辞，我从日本赶回长春参加外公的葬礼。葬礼上，望着外公安详的遗像，他胸前那枚褪色的军功章依旧泛着微光，过往的温暖与此刻的离别交织，泪水无声滑落。外公的一生，是共和国军人的一生，是吉大人的一生。他用战火中的坚守、校园里的付出，为我点亮了成长的灯塔。

二、吉大的少年时光和求学之路

我的父亲是吉大（原长春邮电学院，现吉林大学南湖校区）的一名教师（图9），他从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凭着扎实的学识与生动的授课风格，成为校园里备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少年时，母亲仍时常在北京借调或学习，外公外婆的陪伴是温暖底色，而父亲的课堂与实验室，则成了我另一个成长乐园。放学后，我经常跟着父亲去学校。我有时坐在教室的后排写作业，偶尔抬头听听他讲课，看他耐心解答学生的疑问，心里悄悄觉得，当老师、传知识，是一件很无上光荣的事。

图9 1996年5月，我和父母在吉大南湖校区的合影（左起宋轩、母亲刘美凤、父亲宋甲伟）

父亲除了上课，还经常参与科研项目攻关。有一次，他负责一个交换机项目，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和同事们通宵加班攻关。那时候母亲正好在北京，没人照顾我，父亲就把我也带到了实验室。深夜的实验室很安静，只有键盘敲击声和仪器运行的轻微声响，父亲和同事们围着电脑，一遍遍调试参数、讨论问题，累了就靠在椅子上歇一会儿，醒了就继续工作。我坐在角落的椅子上，看着桌上的计算机和各种各样的单片机芯片，觉得很新鲜。父亲有空的时候，就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这些芯片是做什么的，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看着他们认真忙碌的样子，我心里悄悄有了一个念头，以后也像父亲一样，既能站在讲台上教书，也能沉下心来做科研。

图10 2002年7月，我和吉大寝室同学的军训的合影（左起潘恒、侯兴刚、宋轩、包宇）

时光荏苒，少年的憧憬渐渐化作前行的力量。2001年，我考入吉林大学通信工程学院，有幸成为学校合校后的第一批本科生，续写着我与吉大的不解之缘。合校后的吉大，学科交融、生机勃发，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子汇聚一堂，带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期许，在这片沃土上奋力拼搏（图10）。彼时的南湖校区，学习氛围尤为浓厚，最让我难忘的便是自习室占座的场景。自习室里，没有喧嚣，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翻书的轻响，同学们互帮互助、并肩前行，这份纯粹的学习热情，深深感染着我，也成为我四年本科时光里珍贵的印记。

吉林大学一直有“厚基础、重实践、严要求”的教学传统，大学前几年里，我学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计算机基础、电磁场、信号与系统等一系列课程。授课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上讲解细致，课后也会耐心解答我的很多疑问，同学们之间也会互相帮忙讲解难点。慢慢的，我不仅掌握了这些知识，还养成了严谨认真地学习态度，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学习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

大二的暑假，我参加了电子设计大赛，当时是马海涛老师指导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具体的工程科研项目，需要设计一个完整的电子系统，从构思方案、挑选元件，到焊接电路、调试程序，每一步都要亲自动手。刚开始的时候，我毫无头绪，连基本的系统框架都搭不起来。马老师陪着我们查资料、分析案例，手把手教我调试仪器，写单片机程序。那个暑假，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不断改进，虽然辛苦，但也收获很大。最终，我顺利完成了一套简单嵌入式系统的开发，也第一次体会到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过程和成就感，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做科研的决心。

大三以后，开始了专业课的学习。李月老师的现代信号处理课，理论深度很高，每次上课，黑板上都会写满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从原理推导到实际应用，她讲解得很细致、很有条理。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常跟不上她的思路，课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复盘、推敲，但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夯实了我的理论功底。宫克存老师的微机原理课，则让我对整个计算机系统，有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他讲课很朴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计算机硬件结构、工作原理，层层递进地讲清楚。

大四那年，王世刚老师带我做毕业设计，课题是设计一套人体运动检测跟踪视觉系统。这是我第一次完整地参与一项科研项目，从确定选题、设计方案，到采集数据、调试系统，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王老师的指导。刚开始接触这个研究领域，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数据采集不合格、系统调试出现偏差，算法不够鲁棒，一次次的失败，让我一度想要放弃。但王老师一直鼓励我，让我明白科研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历经数月的努力，终于顺利完成了毕业设计，成功搭建起人体运动检测跟踪视觉系统。这段经历，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科研的艰辛与乐趣，也学会了如何规范、严谨地开展科研工作。

回望在吉林大学的少年时光，还有四年的本科求学路，心里满是感激。父亲的言传身教，让我对科研和教育有了最初的向往；吉大“厚基础、重实践、严要求”的教学传统，为我筑牢了前行的根基；通信工程学院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为我指明了方向；还有同窗们的并肩前行，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这一段平凡而难忘的经历，一个个温暖而真实的瞬间，见证着我的成长与蜕变，也让吉大的印记，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吉大的四年本科学习，不仅让我积累了扎实的知识，更锤炼了我的品格，坚定了我的初心，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三、我在北京大学的科研之途

2005年，我告别了生活了22年的吉大校园，收拾行囊前往北京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直博研究生）。自此，正式开启了人生新篇章，也真正踏入了科研的大门。我所在的实验室，是北京大学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视觉与听觉信号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在这里开启科研之旅，是我重要的人生财富。我的导师查红彬教授，是该实验室的主任，也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常常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用自身的坚守为我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实验室每周都会举办两次讨论班，要求我们英文报告、交流观点，这份严格的训练，让我慢慢培养起做学术、搞科研必备的品判性思维，也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表达与思辨能力。

在北大的第一学期，我选修了计算机图形学课程，为了将课堂所学付诸实践，我选择的课程项目是设计一套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并完成运动骨架的实时生成。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挑战这类系统性的技术项目，难度远超预期。整个寒假，我都在电脑前工作，从梳理系统逻辑、优化算法、书写代码，到反复调试程序、修正漏洞，每一步都走得格外谨慎。遇到程序报错无法解决时，就查阅文献；调试结果不理想时，就静下心来逐一排查问题、优化参数。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功完成了整个系统的构建，不仅获得了课程考核优秀，更重要的是我的程序设计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也培养了自己直面问题、攻坚克难的科研韧劲。

进入北大的第一年末，在副导师崔锦实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我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视频和激光传感器数据的多目标跟踪算法设计。与以往参与的科研工程项目不同，这一次，我需要向全世界最强的多目标跟踪算法发起挑战，并且要在多个权威数据集上实现全面领先。当时，美国和欧洲在计算机视觉领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相关的算法研究也更为先进成熟，想要实现突破，难度可想而知。那段日子，从海量文献研读、算法思路构思，到模型反复试错、设计优化，我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常常在实验室熬到深夜，也曾因思路瓶颈感到迷茫无助。万幸的是，崔老师始终耐心指导我，帮我梳理思路、破解难题；查老师也时常给予我鼓励，告诉我科研路上失败是常态，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稳步前行。在两位老师的支撑下，我咬牙坚持，反复打磨算法细节，终于设计出了一套全新的多目标跟踪算法，并且在多个数据集上达到了很高的精度，打败了当时国际上多个主流算法模型。

图11 2008年5月，我在美国参加ICRA学术会议的照片

算法研究取得突破后，我面临着新的挑战——将研究成果整理成学术论文，冲击计算机视觉或机器人领域的最高水平学术会议。当时，在这些学术领域，国内与国外的差距较大，每年来自中国大陆的论文屈指可数，论文想要被成功接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更是难上加难。我精心打磨论文，反复修改完善，一次次投稿，却一次次收到拒稿通知。有好几次，当我打开拒信，看到上面的评审意见时，浑身瘫软，甚至有过放弃科研之路的念头。那段低谷期，是查老师和崔老师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他们帮我分析拒稿原因，指导我修改论文不足，耐心开导我、鼓励我，让我重新拾起信心，继续坚持。2008年一月初的清晨，我还在寝室里睡觉，查老师的电话突然打来，声音里满是兴奋，告诉我的ICRA投稿论文中了。我深知，查老师已是国际知名学者，一篇ICRA论文对他而言或许微不足道，但这份及时的认可，却像一束光，照亮了我历经无数失败后的迷茫，帮我重新拾起了坚持下去的初心，也更加坚定了我走科研之路的信念。正如张希校长所言，“期望落空，总在众望所归之处；希望常现，总在心灰意冷之时”。

第一篇论文发表后，我迎来了新的成长契机。2008年5月，我第一次踏出国门，前往美国帕萨迪纳参加ICRA2008会议（图11）。为了做好这次全英文报告，我提前反复演练，打磨每一个细节，米兰app官网生怕出现疏漏。会议期间，我不仅顺利完成了口头报告，还得以与世界范围内计算机视觉和机器人领域的知名学者面对面交流，聆听他们的研究心得，拓宽自己的学术视野。闲暇之余，我还参观了加州理工学院、南加州大学，感受着世界顶尖学府的学术氛围，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科研经验，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这次出国经历，让我受益匪浅。后续，我继续拓宽研究思路，又发表了计算机视觉领域三大会之一的ECCV的论文，并前往法国马赛参加会议、报告论文。当时ECCV收录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论文寥寥无几，这篇论文的发表，也让我真正第一次走进了该领域的国际主流视野，得到了更多国际同行的认可。

2008年，对我而言也是极具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东京大学的赵卉菁老师被北京大学从东京大学引进回国工作，巧合的是，她的研究方向与我极为相近。赵老师做事细致入微、治学严谨，无论是论文撰写的细节，还是算法设计的漏洞，她都能精准指出，给予我很多针对性的指导，让我在学术研究上少走了很多弯路，也收获良多。同年，赵老师组织了一个数据采集实验，还特意邀请到了她在东京大学的导师——柴崎亮介教授一同参加。柴崎教授非常睿智，为人和蔼可亲、极具亲和力，丝毫没有国际知名学者的架子。实验期间，我经常主动向柴崎教授请教问题，我们也有过很多深入的交流，他对我的研究思路给予了肯定，还主动邀请我前往东京大学他的实验室访问交流。在查老师和赵老师的大力支持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我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东京大学柴崎实验室的访问之路，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学术体验。

图12 2010年7月，父母前往北京大学参加我的博士毕业典礼

2009年末，结束了在东京大学的访问交流，我回到了北京，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博士毕业论文的撰写与修改中。那段日子，我梳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反复打磨论文框架，严谨核对每一组数据、每一个结论，先后顺利通过了中期考核和预答辩。2010年，我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成功获得了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在北大学习期间，我获得了“北大三好学生标兵”、“北大学术创新奖”，并被评为“信息学院学术十杰”，这些荣誉也成为了我北大学习生活的最好注脚。毕业典礼那天，我的父母特意从深圳赶来北大校园（图12），看着我身着学位服，接过博士学位证书的那一刻，他们眼里满是骄傲与欣慰，忍不住红了眼眶、湿了衣襟。看着父母激动的模样，我心中也百感交集，那些年的辛苦与坚持、迷茫与坚守，在这一刻都有了最好的回响。从吉大少年到北大博士，从懵懂踏入科研领域到逐渐站稳脚跟，这段求学与科研之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长的指引、父母的支持，也离不开作为吉大人的坚守与努力。

四、我在日本的海外十年

北大博士毕业的喜悦尚未褪去，一份来自远方的邀约，便为我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扇大门。2010年，柴崎亮介教授再次向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前往日本东京大学空间信息科学中心任职，这份邀约，既是对我博士期间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此前访问交流期间默契合作的期许。没有过多犹豫，我便答应了这份邀请，2010年10月，我又踏上日本的土地，以特任研究员的身份加入东京大学，从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海外科研之路，也真正从一名学生，慢慢向一名科研工作者的转变。初入空间信息科学中心，柴崎教授便给予我充分的信任，让我协助他指导研究生，从课题构思、文献研读，到实验设计、论文撰写，我陪着学生一步步摸索，在指导他人的过程中，也愈发清晰地梳理自己的研究思路，褪去了几分青涩，多了几分沉稳与担当。那段时光，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与学生并肩攻关，日子忙碌却充实，也让我快速适应了东京大学的科研节奏，融入了这片全新的学术土壤。

2011年3月11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日本的安宁，也改变了我的研究轨迹。东日本大地震猝然爆发，随之而来的福岛核事故，给日本的国土、民众生活带来重大打击。这场灾难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灾后重建、应急救灾、灾难信息化，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重中之重，相关领域的科研项目也得到了国家的优先支持。我们研究室与日本多家企业有着深度合作，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看着灾后流离失所的民众，看着救援工作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我决定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专注于城市级海量人流AI推演和预测模型的建立，希望能用自己的科研能力，为以后应急救灾和灾后重建贡献一份力量。

方向既定，便全力以赴。那段日子，我和学生们埋首于海量数据之中，反复推演模型、优化算法，试图用AI技术精准捕捉人流变化规律，为灾害来临时的人员疏散、灾后的灾民安置提供科学支撑。2011年，我成功获批了自己第一个JSPS项目（日本国家科学基金），这份资助，是对我研究方向的肯定，更给了我莫大的信心。2012年，我又获得了另外一个资助项目，核心任务便是分析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灾民迁徙情况，通过建模推演，预测模拟灾民的迁徙路线、聚集区域和流动规律，为制订科学合理的灾后重建政策、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当我将最终的研究报告提交后，并得知我的研究成果能切实帮助到灾后重建时，我深刻体会到了科研的现实意义——它从来都不是象牙塔里的纸上谈兵，而是能真正落地、能帮助他人、能服务社会的力量。

图13 2014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的科研团队

图14 2017年4月，大数据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项目团队主要专家学者合影

科研之路的稳步推进，也让我在东京大学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2012年4月，凭借在灾难应急和人流建模领域的出色成果，我晋升为东京大学特任助理教授，在柴崎亮介教授的全力支持下，我开始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图13），按照自己的科研规划，带领团队深耕海量人流建模预测和灾难应急领域。从招募学生，到确定研究课题、申请科研项目，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但也充满了成就感。我和团队成员们聚焦实际需求，不断突破技术瓶颈，在人流推演、灾难应急信息化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慢慢获得了日本乃至国际学术界的认可。2015年，我获得灾难和应急管理领域的专项资助，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合作解决难题（图14）；同年，我再次获得晋升，成为东京大学特任副教授。

2017年，我入选了日本最高级别的青年人才计划--“卓越研究员计划”，并加入了日本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任职主任研究员，这是一个终身职位，意味着我在日本的科研之路有了稳定的保障；同时，我在东京大学也转聘为副教授，可以继续指导学生、完成在研项目。彼时的我，在日本的科研事业可谓稳步上升，拥有稳定的职位、成熟的研究团队和充足的科研资源，生活也安逸舒适，但心底深处，却始终有着一份难以言说的牵挂。

日本的生活固然安逸，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但这里终究不是我的国，不是我的家。常年漂泊海外，看着身边的人都有自己的故土可念、有自己的家人相伴，我和妻子心中的思乡之情愈发浓烈，回国的念头也渐渐清晰起来。当时，我的父母已经定居深圳多年，深圳这座年轻、包容、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成为我们回国的首选之地。恰逢其时，深圳正在全力建设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年轻的高校打破了传统高校的办学模式，充满了创新活力，当时也迎来了学校的第二任校长——陈十一校长。陈校长上任后，求贤若渴，大力引才，一心想要吸纳海内外优秀人才，助力南科大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南科大计算机系也时隔多年，迎来了学科带头人——姚新教授。姚新教授得知我的回国意愿后，主动联系我，邀请我参加南科大青年学者论坛，论坛期间，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南科大的办学理念、科研平台和人才政策，那份真诚与热忱，深深打动了我。与此同时，陈十一校长得知我的情况后，特意抽出时间亲自见我，与我畅谈科研理想、人生规划，他的远见卓识、谦逊务实和对人才的珍视，让我深受折服。就这样，当年便依托南科大申请了国家级人才引进计划，为回国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18年，我前往美国安娜堡参加SIGIR 2018会议，这场会议，也让我与母校吉林大学，再次产生了联结。在会议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常毅教授，常毅老师温文尔雅，待人亲和真诚。他在信息检索领域享誉国际，担任SIGIR 2020的大会主席，是该领域国际上公认的顶尖专家。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交谈中得知，常毅老师已经回国，当时正在吉林大学筹建人工智能学院，一心想要推动母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为母校引进更多的优秀人才。那时吉林大学正举办首届“未来科学论坛”，常毅老师得知我是吉大校友后，热情邀请我回到母校，在论坛上作报告。盛情难却，也出于对母校的深深眷恋，我欣然应允，这也是我时隔13年，再次踏上吉大的校园。重回母校，熟悉的林荫道、古朴的教学楼、浓厚的学习氛围，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模样，仿佛穿越了时光，回到了当年那个在自习室里奋力拼搏的少年时代。报告结束后，常毅老师同我聊了很久，他真诚地邀请我回到母校工作，与他一同建设人工智能学院，助力母校发展，那份对母校的赤诚，让我深受触动。奈何当时我已经依托南科大申报了国家级人才引进计划，身不由己，只能遗憾婉拒，但那一刻，回到母校、反哺母校的念头在我内心中萌芽，也为我后来最终回归吉大，埋下了伏笔。

五、雁归故园

2019年，是我跨越山海、踏上归途的起点。这一年，南方科技大学正式通知我，我成功入选了国家级人才引进计划，这份认可，让我多年的回国心愿终得落地。我回国投身工作，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的一员。初回国门，我便深深感受到了深圳市、广东省以及南科大对海外人才的满满诚意与大力支持——优厚的人才待遇、充足的科研经费、完善的科研平台，彻底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让我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科研事业。陈十一校长、徐政和院长和姚新老师更是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从科研方向的梳理到团队的组建，从生活上的琐碎事宜到个人发展的规划，他们都悉心指引，这份温暖，让我在陌生的城市里快速找到了归属感，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祖国、深耕科研的决心。

2020年，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席卷全国，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也让疫情防控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看着疫情之下奔波的医护人员、亟待管控的人流，我想起了海外十年间深耕的城市级海量人流AI推演与预测技术——那些在东日本大地震后积累的科研经验，那些反复打磨的推演模型，此刻或许能为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我召集团队，以过去十年的科研积累为根基，结合疫情防控的实际需求，快速设计出一套基于人流移动建模的AI模拟推演系统。这套系统为深圳市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数据支撑，助力精准管控、科学防疫。当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能够为国家的防疫工作出一份力时，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科研的价值与科技工作者的担当，这份成就感，远超任何学术荣誉，也让我想起了外公当年保家卫国、守护他人的初心，这份精神的传承，在这一刻愈发鲜明。

2021年，我迎来了科研事业的又一重要突破——成功获批了我的第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项目聚焦智能制造领域，而主要合作单位，正是我的家乡企业——中国一汽。为了推动项目顺利开展，我开始频繁往返于深圳与长春之间，每次踏上家乡的土地，看到熟悉的街景、感受到亲切的乡音，心中都满是暖意。从深圳的科创沃土到长春的工业基地，从实验室的精密推演到企业的实际应用，这段往返的旅程，不仅让我见证了家乡的发展与变迁，更让我坚定了用科研助力家乡产业升级、推动家乡发展的决心，也为我后来回归吉大、反哺母校埋下了更深的伏笔。

在南科大的日子里，我不仅深耕科研，更在教学的沃土上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长。南科大始终秉持着重视教学、深耕人才培养的办学理念，这份理念，与我心中“教书育人”的初心不谋而合——正如当年父亲站在吉大的讲台上，用知识点亮学生的梦想，正如外公离休后仍坚守校园，用心关爱每一位学子。在南科大，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教学工作中，相较于在东京大学工作期间以英文授课、上课人数较少的经历，南科大的课堂上，挤满了朝气蓬勃的本科生，他们眼里有光、心中有梦，对知识充满渴望，对未来充满憧憬。我享受站在讲台上授课的时光，享受与学生们交流探讨、思维碰撞的瞬间，享受看着他们从懵懂无知到逐渐成长、学有所成的过程。我有幸入选南科大首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任课老师”，这份荣誉，是学生们用选票给予我的认可，是我教书育人路上最珍贵的馈赠。

图15 2022年4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科研奖颁奖典礼

（左起：何川教授、徐虎教授、薛其坤校长、宋轩教授、郭旭岗教授）

南科大的青年人才济济，科研氛围浓厚，2022年，我荣幸地获得了南科大“校长青年科研奖”，薛其坤校长为我颁奖，这份荣誉，是对我在南科大科研与教学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继续深耕科研、潜心育人的激励（图15）。在南科大的几年里，我从一名海外归来的科研工作者，逐渐成长为能够兼顾科研与教学、能够带领团队前行的带头人，这些成长，离不开母校和南科大的培养，离不开陈十一校长、薛其坤校长、徐政和院长和姚新老师的关照，更离不开外公和父亲传承给我的坚守与担当。

2022年年末的一天，一阵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平静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电话那头，是常毅老师熟悉的声音。我们聊了很久，常毅老师受学校委托再次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能够回到母校吉林大学，接替他担任人工智能学院第二任院长，与他一同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助力母校的发展与腾飞。听到这份邀请时，我内心满是震惊与激动，震惊于母校对我的信任与期许，激动于有机会实现“回到母校、反哺母校”的初心。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思，一边是南科大的知遇之恩、熟悉的科研与教学环境，一边是母校的召唤、深埋心底的赤子情怀，一边是深圳的科创活力，一边是家乡的眷恋与期盼。

在常毅老师的精心安排下，我回到长春，在母校吉大，第一次见到了张希校长。张希校长儒雅谦和、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且极具学术品位。我们聊了很久，从母校的发展历程、未来的规划，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趋势，再到我个人的成长与初心。张校长的话语，温和而有力量，他对母校的深情、对人才的珍视、对教育事业的坚守，深深打动了我；他对吉大人工智能学院未来的期许，对我个人能力的认可，让我心中“反哺母校”的念头愈发清晰、愈发坚定。那一刻，我深知，我的根在吉大，我的初心在吉大，回到母校，为母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家乡的振兴添砖加瓦，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内心最深切的渴望。

初心如磐，归期已定。2024年1月，我正式就任母校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这一刻，我跨越山海，终归故园，开启了人生的全新篇章。这一年，我41岁，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年龄，褪去了少年的懵懂、青年的青涩，多了几分沉稳与担当，也积累了足够的科研与管理经验。站在母校的校园里，望着熟悉的林荫道、古朴的教学楼，望着朝气蓬勃的学子、兢兢业业的师长，心中满是感慨与憧憬。从1983年生于长春、被吉大的书香包裹，到2001年考入吉大、开启求学之路，再到如今回到吉大、执掌人工智能学院，四十余年的时光，我与吉大的牵挂，早已深入骨髓、不可分割。外公的坚守与担当、父亲的言传身教、母亲和外婆的悉心照料、师长们的传道授业、母校的培育与滋养，都化作我前行的力量。未来，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深耕不辍，不负母校的信任与期许，不负这片浸润我半生情怀的故园沃土，让雁归的初心，在薪火相传中绽放光芒。

宋轩，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1983年出生，2010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0-2019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职博士后研究员，特任助理教授，特任副教授和副教授，2017年入选日本国家卓越研究员计划，2019年入选国家级引才计划回国工作，2024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基于在“城市智能化管理”的学术贡献，2022年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大使奖。他在计算机领域知名的国际期刊和会议上发表各类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牵头制订团体标准5项，授权国内国际专利90余项。

供稿 | 校长办公室

排版 | 王语圻 高畅

图片 | 作者本人提供

编校 | 兰去非

审核 | 冯世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