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到1939年冬天，杭州笕桥机场淅沥小雨。洪宗扬从南昌带来两卡车步枪，却在卸货时悄悄留下一半，塞进新四军潜伏人员指定的库房。那晚他只说了一句：“枪，总得朝外敌开。”一句话没留下纸证，却被当场记在了新四军情报日记里。

同一年，湘赣边界的棋盘山密林深处，谭余保正在审讯一个自称“陈胜利”的中年文弱商人。对方被捆在湿冷石凳，依旧谈笑风生。“我奉项英之命找你们。”这句话让在场的红军老兵半信半疑。谭余保摇头：“口说无凭。”审讯持续整整十二小时，直到文件送回，误会才揭开。这个“商人”正是后来名震华中的陈毅。

棋盘山事件后，谭余保与陈毅握手。陈毅说：“多亏你警惕，否则我就成烈士。”谭余保笑而未答。两人自此互信，在抗日和解放战争里各领战区。也正因此，外界常把谭余保与陈毅并列为“烽火冤家”。

战争把人推散又拉近。1937年初夏，谭余保长女失散于混乱村口，被湘东铲共义勇队带走。队伍里意见极端，主张“斩草除根”。洪宗扬拍桌子：“娃娃无罪，我来养。”他把孩子改名洪木兰，置于膝下抚养。外人问缘由，他只说“报一分人情，留一口生路”。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洪宗扬随部队退守上海。临行前，他让家中十四岁的木兰写信给谭余保：“我很好，勿念。”那封信穿过封锁线，被送到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辗转落到父亲手中。信短短数十字，却在行军宿营的油灯下被反复展开。

三年后，新中国成立。谭余保受命回湖南，整顿社会秩序。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各省纷纷上报死刑名单。洪宗扬的名字因为“原国民党第三战区高参”位列其间。审查员提笔批注：“罪行重大，建议枪决。”

1952年2月，执行命令下到湘东。那天清晨，喊号带人上车，洪宗扬低头默念《黄埔军人誓词》。押往刑场途中，一位年轻女教师拦车痛哭：“这是我父亲！”她便是改回本姓的谭木兰。车队被迫停下，随队干部一头雾水，不敢擅自决定。

半小时后，电话线一路接到省委书记谭余保办公室。得知详情，他沉吟良久，只说一句：“先押回狱中，待令。”次日公文专线直赴北京西华厅。周恩来翻阅案卷，顺手划线：“黄埔二期，知其事，可不杀，另行处置。”

批示回传长沙的那天，细雨仍未停。狱墙外的洋槐飘淡香，谭余保与女儿站在铁栏前。洪宗扬隔着门洞轻声道：“不枉养你一场。”木兰哭得说不出话。谭余保只是点头，神情复杂。

随后数年，洪宗扬被改判有期徒刑，参与湖南省劳改农场农机修配。1975年刑满释放，地方政府安排他在攸县档案馆整理旧档。由于熟识军政往事，政协换届时，他被推选为县政协委员。

1972年冬，陈毅病重卧床。临别前，他叮嘱探视的王震：“湘赣那条汉子谭余保，好好照顾，别让他吃亏。”一句话道尽早年曲折。谭余保闻讯，只淡淡说：“兄弟情分，不必多言。”

1980年1月10日，谭余保在北京医院平静离世，享年71岁。消息传到长沙时，洪宗扬正在档案馆校对民国航运图，他捺下笔签名，久久无语。十三年后，他于长沙病逝，终年87岁。木兰守灵整夜，把两张遗像并排放置，没有哭喊，只默默点香。

两个人，一个新四军老政委，一个黄埔二期旧军官，一度站在彼此枪口正前方，却因为一次误会、一次收养、一次雨中批示，生死抉择截然改变。从棋盘山到长沙行刑台，十五年烽火，百转千回。一纸“可以不杀”，让历史留下了另一种注脚。